廉政瞭望對話江平:周永康肯定會涉及違法
  文_本刊記者 劉霄
  今年85歲的法學教授江平,每年仍然帶著3個博士生。雖然慢慢開始減少出席活動的頻率,但這並沒有減弱他發出的聲音。
  廉政瞭望記者日前在一次會議上所見到的江平,思維清晰,表達順暢,有時語速還很快,歲月似乎不曾在這位老人的語言表達里留下印記。雖然他曾經歷過太多人生的跌打,以及時代的坎坷。他對公共事務的敢言,和只與法律為伍的意念,使他在法律的“江湖”里,一直被認為是“教父”。
  吃“知識飯”,不吃“政治飯”
  上世紀50年代,江平曾被公派留學蘇聯學習法律,本是六年的基本學制,他提前一年學完歸國,回國前幾天夜不能寐,沒想到等待他的是一頂冷冰冰的、沉甸甸的“右派”帽子。隨後,因政治壓力新婚妻子離開,在五七幹校勞動被扎斷了一條腿,都成了他一生中最灰暗的記憶。
  所幸,他最終能回到校園,在學術研究與教學中,踐行知識分子的本職。在中國的法學院,他是首講羅馬法和商法的第一人。
  北京政法學院(中國政法大學前身)前院長錢瑞升教授,在江平來學校執教的時候,判定他是吃“知識飯”的,不是吃“政治飯”的。
  而一路走來的立法參與,最讓江平嘆息不已的是民法典的三次流產。“從一個國家正常的發展來說,建國60多年還沒有一部法典,這是個笑話。”
  對江平影響至深的一位師友,著名學者李慎之當時給江平說了一句話,對他影響甚深。“你們搞法律的人對法律研究越深,就越會感到和政治的碰撞,法律人要想躲避政治,是不可能的,也是不現實的。”
  江平在近期的一個活動中,重申這樣的觀點:依法治國核心的就是處理好黨政關係。他在用現有最大的空間,直面著政治這個不能躲避的問題。
  只站在法律一邊
  歷史的圖景中,常常存在這樣的現象:一個有公心的知識分子,有時並不會被所有的人民所接受。江平在《八十自述》中說道:“不昧權,也不討好輿論。”
  他對“最牛釘子戶事件”的觀點,曾推他至大眾輿論的刀刃上。這是《物權法》頒佈實施後的第一案,一對重慶夫妻不肯搬遷,認為政府沒有將土地作為公共利益之用,並對補償費用不滿意,網上充滿了同情和聲討。
  江平認為,公共利益的界定權應該屬於法院,而且,法院已經下了裁定,就要按裁定來執行,認為補償不合理,就應到法院訴訟。
  當時有人說江平為富人、為權貴說話的真面目終於露出了來。面對指責,江平道:“他們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吧,抗爭應該在法治的軌道上進行。”面對要站在弱勢強勢哪一邊的問題,他認為自己只坐在法律的一邊。江平被認為是為私權吶喊的法學家,但也一直在強調勿濫用私權。
  江平的“敢言”引來的誤解,不在這一例。1997年,江平在《中國法學》發表了一篇論文《公司是資本企業》,他收到了一張來自德國的明信片,上面寫著江平背叛了馬克思主義,署名為“一群德國的馬克思主義者”。他想寄回去和他們講理,但並沒有回信的地址。
  有人問江平,吶喊的痛苦是什麼,他回答:“於沉悶的空氣裡面,總得有人喊幾句吧。”
  江平在《八十自述》中說:“不昧權,也不討好輿論。”他在近期的一個活動中說:依法治國的核心就是處理好黨政關係。他在用現有最大的空間,直面著政治這個不能躲避的問題。
  談反腐——不是每個案子“兩規”了就要判
  廉政瞭望:您是法學專家,怎麼看待現在紀委通報案件情況時,有關“違紀”和“違法”的界限?
  江平:這個問題要看兩個,一個是公開說的,上面總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把握,寧可說的寬鬆一點,不能把問題說的太嚴重,比如周永康,是說了違紀,沒說違法。其實他的問題,肯定會涉及違法。但這樣的做法留有餘地,這個我覺得這是可以理解的,最後要查出來違法了就是違法。
  第二個情況,就現在已經查出來的情況,本身也是違紀,報紙上登的,有個官員連降七級,只做了違紀處理,是不是對他有特別優待呢,是不是寬鬆處理呢,如果經過紀檢機關查了,確實沒有到查到違法的情況,就按違紀來處理也可以。我覺得也不是每個案子“兩規”了就要判。
  廉政瞭望:出現腐敗,是官員信仰出了問題嗎?
  江平:貪官貪腐,既有他的錶面現象,也有內部深刻的原因。但是治本的問題就是制度的問題,我們國家過去在解決反腐的問題上,缺乏多方面的手段,自己的問題怎麼能完全靠自己呢,輿論監督就很重要,我們有輿論監督,但沒有發揮作用。
  自己糾正自己,你想糾正的人就和被糾正的人會有瓜葛,怎麼下狠心解決呢,這次中央反腐之所以能挖的深,正是因為王岐山比較鐵面無私。但只有自己監督自己的話,不能解決治本的問題。
  談司法改革——將來所有的法官工資都應由中央開支
  廉政瞭望:現在各地都在嘗試法院的人財物省管,上海也先行了司法體制改革,您怎麼評價?
  江平:法院人財物統一管理,我完全贊成,但是現在只能做到省一級。能夠集中在省一級,就不簡單了。將來法院的管理,應該集中到最高人民法院。
  你看現在的執行,就是集中到省一級,省法院的執行局統一管理下麵的執行案子。但這個問題的解決必須伴隨著財政機制的改革,現在是地方稅和中央稅分開,中央稅屬中央,省管地方,將來如果能做到所有的法官的工資能由中央來開支,就更好。臺灣地區現在就是這樣,所有的法官都是最高級別的法院開支,他們的法官待遇都一樣,調到哪他都可以,但大陸就不一樣,把一個法官調到邊遠地區,他可能就會猶豫了。
  廉政瞭望:習總書記強調,憲法的生命和權威都在於實施。那麼如何在中國樹立對憲法和法律的信仰?
  江平:憲法不僅是至高無上,而且絕對應該是全國人民行動所依據的指南,而且應該有違憲審查制度,你違反了憲法就應該允許老百姓告到法院。如果這套機制不能確立,那憲法等於是空的,要能夠確立憲法實實在在為人民所完全信任的,那你就得保障人民按照憲法來提起訴訟的權利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,中國要真正建立法治國家,政府,要走的路還很多。最重要的是,如果要想人民完完全全信仰憲法,我們先要保障群眾對違憲的行為提起訴訟的權利。訴訟保障,是公民權利保障的最後一關。而憲法訴訟又是所有的訴訟里的最後一關,這兩個“最後一關”很重要。
  再議戶籍改革——防止中國出現貧民窟
  廉政瞭望:最近國務院出台了《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》,您一直比較關心戶籍制度的改革,請問怎麼看待城鎮化和戶籍改革之間的關係?
  江平:城鎮化和城鎮的戶口一元化,是兩回事。城鎮戶口的一元化,就是國家不要再分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。戶口不一樣,很多條件就不一樣,不僅買房子,受教育,勞動保護,社會保障,都不平等。所以農村和城市的戶口一體化,體現了非常大的法治進步。因為農村城鄉的不平等,就意味著身份不平等,在法律上身份不平等,就等於說人格地位就不平等。
  而城鄉一體化是指減少農村和城市居住之間差別,特別是居住方面的差別。有些地方搞的城鎮化,就是把農村的土地合併到城鎮,把農民的土地宅基地和他的房子城鎮化,常帶有強制性質。我是一直主張,城鎮化是方向,中國總不能很多人一直是農民,但城鎮化的前提條件不能剝奪農民,不能強迫命令,基於自願原則。
  廉政瞭望:怎麼樣去平衡戶籍改革中的利益?解決戶籍制度的難點和措施在哪裡?
  江平:戶籍制度基本是中國的制度,沒有戶籍制度,會產生一個問題,大家都會往大城市跑,大城市就會產生很多貧民窟。你到外國去看,大城市都有貧民窟。防止大城市出現貧民窟,就必須要控制,建立在公平和合理的進入機制。
  如果現在外面一個很有用的技術人才,是北上廣很需要的,戶口要進來,就是積分制,達到積分,就能進來。這個辦法是市場平等的基礎上競爭得到的積分,我有能力我能在重要的技術崗位上工作的外地的居民可以遷到北京。我想這個是符合我們現在所說的大城市進入的標準。
  我舉個例子,美國現在出現了什麼現象,美國很多人不願意住大城市,農村公眾設備都很好,富人寧可住鄉村,變成了貧民住城市,富人住鄉村。縮小城鄉差別最根本的辦法,就是城市發展均衡,小城市和北京醫療水平,教育水平差不多,他為什麼要來北京上學看病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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